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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康宁:明代中晚期的雅贿之风与书画交易

来源:书画电影梦工场 作者: 时间:2011-07-29 Tag:
名家书画,晴窗展玩,可以发思古幽情;披图坐对,可以见千载兴亡。它们的稀缺性使它们具有很强的炫耀性,因此,它们又常常成为交通官员、谋取私利的雅贿。明代中晚期这种雅贿尤为风行,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书画交易的繁荣。
以书画作为雅贿并非发轫于明代,早在唐代,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。据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:
“贞观、开元之代,自古盛时,天子神圣而多才,士人精博而好艺,购求至宝,归之如云。……或有进献,以获官爵;或有搜访,以获锡贲。……时有潘淑善,以献书画,拜官。”
明代立国之初,朱元璋采取刑戮与监察相结合的办法,重典治吏,吏治相对清明。到了明朝中后期,特别是正德以降,随着官吏铨选的变化,吏治日趋腐败。赵翼在《廿二史劄记》中说:
“洪武以来,吏治澄清者百余年,当英宗、武宗之际,内外多故,而民心无土崩之虞,由吏鲜贪残故也。嘉、隆以后,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,而人皆不自顾惜,抚按之权太重,举劾惟贿是视,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,于是吏治日偷,民生日蹙。”
万历《新会县志》也说:
“正(德)、嘉(靖)以前,仕之空囊而归者,宫里相慰劳,啧啧高之;反之,则不相过。嘉(靖)、隆(庆)以后,仕之归也,不问人品,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。”
周顺昌则慨叹:
“仕途如市,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,计美恶,计大小,计贫富,计迟速。”(周顺昌《忠介烬余集》)
当时的官宦缙绅多有长物之好。“长物”语出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:“(王)恭平生无长物”,意思是多余的东西。后来引申为并非生活必需品的闲适游戏之物。成书于1621年的《长物志》就是一本介绍闲适游戏之物的书籍,骨董书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。
“胜客晴窗,出古人法书名画,焚香评赏”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(见陈继儒《岩栖幽事》)。甚至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也附庸风雅,购买书画。《醉醒石》中有段描写,可谓绘声绘色:
“一日逢玄武帝,他(王勤)向来带巾,这日要进内市,换了帽子,带几柄扇去卖。摆得下,早走过几个中贵来。内中一个淡黄面皮,小小声气,穿着领翠蓝半领直缀,月白贴里,匾绦乌靴。拿起一把扇来瞧,是仿倪云林笔意画,一面草书。那中贵瞧了,道:‘画得冷淡。这鬼画符,咱一字不认得。’撩下,又看一把,米颠山水,后边钟繇体。他道:‘糊糊涂涂。甚么黄儿,这字也软,不中!’王勤便也知他意儿,道:‘公公,有上好的,只要上样价钱。’那中贵道:‘只要中得咱意,不论钱。’王勤便拿起一把,用袖口揩净递上。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,背是姜立纲大字。才看,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采道:‘热闹得好!字也方正得好!’一齐都赞。王勤又递上一把宫式五色泥金花鸟,背后宋字《秋兴》八首。那中贵又道:‘细得好,字更端楷。’”
这个太监并不懂书画,倪云林和米芾风格的绘画,还有钟繇体的书法他都不喜欢,却对画得工细,色泽丰富的青绿山水和泥金花鸟赞不绝口。这种基本没有鉴赏能力的人都“不论钱”的购买书画,足见长物之好在有钱有闲阶层已蔚然成风。
然而明代官俸微薄,且经常被以折钞、折色俸等名目克扣。更多有长物之好的官吏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,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,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依靠下级官史的直接馈赠。而且收受书画比直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,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。再则,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,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:
“严氏被籍时,其他玩好不经见,惟书画之属,入内府者,穆庙初年,出以充武官岁禄,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,即唐宋名迹亦然。”
又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也记载:
“郭忠恕《越王宫殿》,向为严分宜物,后籍没。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,流传至余处。”
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,于是,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,“雅贿”蔚然成风。
嘉靖时,严嵩官居首辅,位极人臣,权倾朝野,势焰张天,又聚贿不止,时人谓之“钱痨”。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,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,投其所好。为了迎合严嵩父子,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忬不惜“悬厚价”购买宋代画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最后,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(一说八百两、一说千两,事见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味水轩日记》、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、《客座赘语》、《明史记事本末》等书)才买到,“遽以献”,却是一张赝品,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,身送西市。中书罗龙文为了向严嵩献媚,不惜花一千两银子的高价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《自叙帖》。而浙江总督胡宗宪则以数百两银子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《越王宫殿图》、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《文会图》,进献严嵩。严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《海天落照图》,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[美学研究网http:/www.aesthetics.com.cn]。“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、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,各奉承意旨,搜取古玩,不遗余力。”(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)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严家被籍没,共抄出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(册),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(卷、册)。按沈德符的说法是:“贪残中又带雅趣。”
在有明一代,张居正不算贪官,他死后两年,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,“所蓄不及十万”,据说还是家属所敛。辽帅李成梁封伯时,为了感谢他,送他万两白银千两黄金,被他婉拒。(见徐树丕:《识小录》)徐树丕说他:“苞苴馈遗,多却而少受,不可谓黩货。”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模糊的雅贿,他似乎并不拒绝。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,想做尚书,送了他许多礼物,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。据沈德符说:
“今上初年,张江陵当国,亦有此嗜,但所入之途稍狭,而所收精好,盖人畏其焰,无欺欺之。”
王世贞在《觚不觚集》中的一段话也可与前文相印证,他说:
“分宜(严嵩)当国,而子世藩挟以行黩,天下之金玉宝货,无所不致,最后始及法书名画,盖以免俗,且斗侈耳。而至其所欲得,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,至有破家殒命者,价亦骤长。分宜败,什九如天府。后佚出,大半入朱忠僖家。朱好之甚,豪夺巧取,所蓄之富,几与分宜埒。后没而其最精者什二归江陵,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,然不能当分宜之半。”
品秩不高的官吏或太监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利,巧取豪夺,搜罗书画。据陈洪谟《治世余闻》记载:
“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皆好古物,收蓄甚多,且奇。五日,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,至公堂展玩,毕,复循环而来。中有王右军亲笔字,王维雪景,韩滉题扇,惠崇斗牛,韩干马,黄筌醉锦卷,皆极天下之物。又有小李、大李金碧卷,董、范、臣然等卷,不以为异。苏汉臣、周昉对镜仕女,韩滉班姬题扇,李景高宗瑞应图,壶道文会,黄筌聚禽卷,阎立本锁谏卷,如牛腰书。如顾宠谏松卷、偃松轴,苏、黄、米、蔡各为卷者,不可胜计。挂轴若山水名翰,俱多晋、唐、宋物,元氏不暇论矣。皆神品之物,前后题识钤记具多。钱并收云南沐都阃家物,次第得之,价迨七千余两,计所直四万余两。王家多内帑物,时南都缙绅多得观之,以为极盛。然皆尤物,不宜专于一处也。”
一个守备太监的书画收藏竟然如此宏富,更遑论辅国大臣和封疆大吏了。
此外,雅贿并非全为求官,比如托人办事,也有送书画作品的。据王弘撰《山志》记载:仇时古“为松江太守,与董宗伯思白(董其昌)、陈徵君仲醇善。有富室杀人,法当死,求宗伯居间。太守故不从,曲令重酬乃释之。自是往来益密。宗伯每一至署,太守辄出素绫或纸属书,无不应者。所得宗伯书,不下数百幅。”董其昌托松江知府仇时古办事,事后过往甚密,求字无不应,在很大程度上是还仇时古人情。假如董其昌自己不是书画名家,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去购买仇知府喜欢的书画送他,以投其所好。
雅贿之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,而且进一步抬高了书画价格。笔者对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的书画交易价格作过统计,发现屡屡刷新书画交易记录的往往是官吏。如前述都御史王忬用一千二百金(一说八百金、一说千金)购买宋代画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;中书罗文龙耗千金购买怀素的《自叙帖》,这两件作品后来都作为雅贿送给了首辅严嵩。孙鑛《书画跋跋》中的一段记述很有价值:
“……摩诘(王维)《弈棋图》者。隆庆己巳,时昆山顾氏曾携入京,欲售之朱忠僖。索千金,忠僖酬之三百,不肯。曰:往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其家物,彼时实获千金,此二宝同价。忠僖曰:彼时买者欲取刻契于时相,非此无以重之,岂特千金,即再倍之亦不为重。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,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。若据实言,二百亦已多矣。”
为了取悦上官,购买者往往不惜重金,甚至用高于实际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在所不惜。
王世贞的话可谓一语中的:“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,此价当自平也。”可以说雅贿之风制造了消费动机,成为明代中晚期书画交易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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